如果保险公司用 work capacity decision（WCD）降低或停发周薪，你并不是只能被动接受。先把它当成“可复核、可拆解、可纠偏”的技术性决定，而不是终局结论。

先做三件事：1）拿到完整书面理由、岗位假设和收入模型；2）让主治医生把“可做/不可做/可持续时长”写成可执行限制；3）并行核对周薪与 PIAWE 计算，避免‘能力争议 + 基数低算’双重压低给付。

保险公司常把案件压缩成一句话：你有 current work capacity，所以给付应调整。问题在于，这种结论若没有结合疼痛波动、岗位要求、通勤负担与既往复工失败，就很容易失真。

很多人以为只要把病名写得更重就够了，但这类争议更看重功能限制和实际工作表现。

最有用的通常不是更多病历页数，而是更清楚的 capacity 证据：可做什么、不能做什么、一天能做多久、为什么不能稳定维持。

如果曾尝试复工却失败，要把失败经过和原因记录完整，这往往比单纯说“我还没好”更有分量。

法律上的 suitable employment，不是抽象地问“能不能做点工作”，而是要看你的教育与经验、当前症状、可持续工时、通勤耐受、岗位真实要求是否匹配。

很多减薪决定的问题在于：保险公司把“理论上可做”当成“现实可持续”，或把短时可做外推成全周稳定可做。

Section 43 负责 work capacity 决定本身，Section 44 负责内部复核流程；这两条决定你能否把保险公司的岗位与收入假设拉回现实。

Section 37 关系到周薪阶段性计算，Section 41 关系到 current work capacity 判断，Section 40 关系到 130 周后 no current work capacity 的给付规则。实务上这五条常常同时影响最终金额，必须并行核对。

收到决定后，应先要求书面理由、岗位假设和收入模型，并在内部复核阶段补上更具体的主治医生功能限制与复工失败证据。

若内部复核无法纠正，再进入 PIC 路径。越早把证据时间线和争点结构整理清楚，后续越不容易被保险公司叙事带偏。

最常见是三件事：主治医生证书写得过泛、保险公司职业假设无人逐条反驳、周薪/PIAWE 计算错误没有并行纠正。

一旦这些问题长期未回应，work capacity 决定会和低给付一起固化，后续纠偏成本显著增加。

“保险公司忽略了我专科医生写的限制，只采用他们自己的医生意见。”

“他们建议的 suitable duties 需要我根本没有的培训和体能。”

“他们把我‘偶尔状态较好的一天’当成每天都能稳定完成工作。”

“他们把我实际不可能赚到的收入，当成我有 earning capacity。”

第一步是拿到保险公司完整理由和支持材料（尤其是岗位假设与收入计算依据），第二步是让主治医生把‘可做/不可做/可持续时长’写具体，第三步是并行核对 PIAWE（受伤前平均周收入）和周薪计算。

并行核对法定门槛：Section 37（周薪计算阶段）、Section 41（current work capacity）与 Section 40（130 周后无 current work capacity 的给付规则）是否被正确套用。

如果你曾短暂复工后失败，要把失败经过和诱发因素整理成时间线。这类‘真实工作尝试证据’往往比抽象争辩更能动摇 work capacity 结论。